春天里的“心”希望 ——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春季志愿者服务活动纪实

一、一张来自河北的求助信

2026年3月初的一个下午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2024级的张浩然，在学校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封求助信。

信是打印的，纸张有些褶皱，看样子是经过多次转交才贴到这里来的。信的内容让张浩然停下了脚步：

“我们是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东团堡乡中心小学的师生。我校地处太行山深处，是一所寄宿制小学。全校286名学生，其中留守儿童187人，占65%以上。很多孩子一年只能见父母一两次，有的甚至两三年见不到一次。他们不愁吃穿，但很多孩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：有的沉默寡言，有的情绪暴躁，有的自我封闭，有的甚至有自伤行为。我校仅有的一名兼职心理教师是体育老师转岗的，不具备专业的心理辅导能力。恳请有心理学专业背景的大学生来我校开展心理辅导活动，帮助这些大山里的孩子们走出心灵的困境。”

张浩然站在公告栏前，把信反复读了好几遍。他是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学生，学的是机械、电路、编程，和心理辅导八竿子打不着。但他想到了自己的表弟。表弟也是留守儿童，在河北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，性格越来越孤僻，上初中后开始逃学、打架，后来被学校劝退了。舅舅从外地赶回来，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没有用。

“如果那时候有人能帮帮他就好了。”张浩然心想。

当天晚上，张浩然在宿舍里跟室友们说了这件事。四个男生围坐在一起，越聊越觉得心里不是滋味。

“咱们虽然是学机电的，但咱们也是大学生，跟那些孩子年龄差距不大，更容易沟通。”来自河北保定的王思远第一个表态。

“我可以教孩子们做航模，动手的过程也是建立自信的过程。”动手能力最强的李一鸣说。

“我带相机去，教他们拍照。通过镜头看世界，可能会不一样。”摄影爱好者赵宇航说。

四个人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决定：组建一支志愿者服务队，去涞源。

第二天，他们找到了辅导员刘晓东。刘老师是机电工程学院的辅导员，三十多岁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听完他们的计划后沉默了片刻。

“你们是机电专业的学生，去做心理辅导？你们有这个能力吗？”

张浩然说：“刘老师，我们没有心理学专业背景，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式——做航模、做手工、拍照、踢球、聊天。那些孩子缺的不是心理咨询师，是愿意听他们说话的人。”

刘晓东又沉默了几秒，然后点了点头：“行。我支持你们。我帮你们联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，请一位专业老师给你们做岗前培训。另外，你们这支队伍不能只有男生，我去跟学前教育系联系，找几个女生加入，女生更擅长跟小孩子沟通。”

消息在校园里传开后，报名的学生出乎意料地多。不仅有机电学院的，还有学前教育的、社会工作的、计算机的、艺术设计的。经过筛选和心理测试，最终确定了十五名学生：张浩然（队长，河北承德人）；王思远（河北保定人，负责活动策划）；李一鸣（山东德州人，擅长航模制作）；赵宇航（北京房山人，负责摄影）；刘雨桐（河北石家庄人，学前教育专业，擅长与儿童沟通）；陈思琪（北京朝阳人，学前教育专业，擅长音乐）；吴佳怡（河北邯郸人，社会工作专业，负责心理疏导）；孙宇航（北京通州人，负责安全保障）；郑子豪（北京大兴人，负责物资）；徐梦瑶（河北张家口人，负责记录）；林雨桐（北京顺义人，负责后勤）；王思涵（北京海淀人，负责摄影助理）；赵一凡（河北廊坊人，负责医疗）；周子涵（北京延庆人，负责外联）；方思琪（北京密云人，负责财务）。带队教师是辅导员刘晓东和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主任王芳。

出发前，王芳给志愿者们做了一次心理培训。她说了一段话，所有人都记在了笔记本上：“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，表面上是沉默、暴躁、封闭，本质上是被忽视、被遗忘、不被重视的感觉。你们去了，不要试图‘解决’他们的心理问题，你们要做的，是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、被听见、被在意。一次真诚的倾听，可能比十次心理辅导都管用。”

4月11日，星期六，服务队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向西。

两个多小时的高速公路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。车子进入涞源县境内后，山越来越近，路越来越窄。四月的太行山，山坡上的杏花开得正盛，一树一树的白花点缀在苍翠的山坡上，像落了一层薄雪。但张浩然无暇欣赏风景，他在心里一遍遍地排练着见到孩子们时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。

车子停在东团堡乡中心小学门口。校长赵国强五十多岁，头发已经花白，站在校门口，眼睛有些湿润。

“我寄出去的信，有好几封都石沉大海了。你们是第一个回应的。”

张浩然握着赵校长的手：“赵校长，我们来晚了。”

当天下午，服务队在赵校长的带领下参观了学校。学校不大，一栋三层的教学楼，一个水泥操场，一栋宿舍楼。孩子们正在操场上活动，有的打篮球，有的跳绳，有的蹲在墙角发呆。

赵校长指着那个蹲在墙角的孩子说：“他叫小宇，四年级，父亲在天津打工，母亲改嫁了，他跟奶奶住。这孩子成绩很好，但从来不跟别人说话。老师点名他站起来不回答，同学找他玩他不理。去年有一次，他在宿舍用小刀划自己的手臂，被生活老师发现了。我们吓坏了，但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”

张浩然远远地看着那个蹲在墙角的小男孩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。

志愿者活动的第一项内容是“破冰”。十五名志愿者分成五组，每组负责一个班，用游戏的方式拉近和孩子们的距离。张浩然、李一鸣和吴佳怡分到了四年级。张浩然走进教室的时候，二十多个孩子安静地坐着，眼睛里有好奇，也有戒备。小宇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低着头，不看任何人。

“同学们好，我叫张浩然，你们可以叫我张哥哥。我旁边这位是李哥哥，这位是吴姐姐。今天我们不做作业，不上课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——‘名字接龙’。”

张浩然先做了示范：“我叫张浩然，我喜欢吃西瓜。”旁边的吴佳怡接着说：“我是坐在喜欢吃西瓜的张浩然旁边的吴佳怡，我喜欢吃草莓。”再到李一鸣：“我是坐在喜欢吃西瓜的张浩然旁边的、喜欢吃草莓的吴佳怡旁边的李一鸣，我喜欢踢足球。”一圈下来，孩子们渐渐放松了，有的孩子记不住前面的名字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轮到小宇时，他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教室里安静了，所有孩子都看着他。张浩然走到小宇面前，蹲下来，轻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说不出来，可以写在纸上。”小宇沉默了几秒，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，在上面写了两个字——“小宇”，然后递给了张浩然。

张浩然接过纸条，大声说：“这位同学叫小宇，他写在了纸上。小宇，你还没有说你喜欢什么呢。”

小宇又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：“我喜欢……一个人待着。”

教室里更安静了。

张浩然看着小宇，轻声说：“一个人待着也很舒服，我有时候也喜欢一个人待着。不过小宇，如果你哪天不想一个人待着了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你随时可以来找我们聊天。”

小宇抬起头，看了张浩然一眼，又迅速低下了头。但这一眼，张浩然看到了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。

下午的活动是航模制作。这是李一鸣的强项，他在学校航模社当了两年社长，拿过北京市大学生航模比赛的名次。他带来的航模材料包，是出发前用课余时间一点一点切割好的，每份材料都装在自封袋里，标好了序号，足够全校二百多个孩子每人一份。

四年级教室里，李一鸣站在讲台上，手里举着一架做好的航模。“同学们，今天李哥哥教你们做飞机。不是叠纸飞机，是做真的能飞的模型飞机。”

孩子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。小宇也抬起了头，看了一眼李一鸣手里的航模，又低下了头，但张浩然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子上画了一个飞机的形状。

李一鸣一步一步地教。第一步粘机翼，第二步装螺旋桨，第三步固定尾翼。每一步他都在投影上放特写照片，确保每个孩子都能看清。不会做的孩子举手，志愿者就过去手把手地教。

小宇没有举手。他坐在角落里，把材料袋里的零件一个一个拿出来，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。张浩然走过去，蹲在他旁边：“小宇，需不需要我帮忙？”

小宇没有回答，但他把粘机翼的双面胶递了过来。张浩然心领神会，把双面胶贴在机翼上，然后把机翼递还给小宇。小宇接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把机翼粘在机身上。接着是螺旋桨、尾翼、橡筋。每做完一步，他都会停一下，看看旁边同学做到哪儿了，然后继续做自己的。四十分钟后，小宇的航模做完了。他把飞机举起来，对着窗外的阳光看了看，机翼有点歪，螺旋桨转起来不太顺，但这是他的飞机。

李一鸣走过来，看了看小宇的飞机，说：“螺旋桨这里再调一下就更好了。”他拿起小宇的飞机，轻轻掰了一下螺旋桨的角度。然后他把飞机还给小宇，说：“你试试，这样转起来顺多了。”

小宇接过飞机，用食指拨了一下螺旋桨。桨叶呼呼地转了起来。他看着转动的螺旋桨，嘴角动了一下，那不是笑，但比笑更让张浩然感动。

活动结束后，小宇把航模小心地放进了书包里。

志愿者活动的第三天，陈思琪的音乐课上出现了一个意外。

陈思琪在教孩子们唱《歌声与微笑》，她弹着电子琴，一句一句地教。大部分孩子都在跟着唱，虽然跑调，但很快乐。突然，一个小女孩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捂着耳朵尖叫了一声，然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

教室里乱了。陈思琪停下琴，走过去蹲在小女孩面前：“怎么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小雨。”小女孩抽泣着，“太吵了，我头疼。”

陈思琪把她带到教室外面，让她坐在台阶上。小雨哭了很久，才断断续续地说了原因。她不是不喜欢音乐，她怕声音大——因为她妈妈在工厂里被机器轧断了手指，她听到大的声音就害怕。

陈思琪抱着小雨，心里又酸又疼。她后来跟队友们说起这件事，所有人沉默了很久。王芳老师说，这是创伤后应激反应，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。

当天晚上，王芳老师给志愿者们开了紧急会议，调整了后续活动的方案：减少集体性的高音量活动，增加一对一的手工、绘画、阅读等安静的活动。对所有表现出心理异常的孩子建立个案档案，由王芳老师逐一评估，需要转介的向学校和家长提出建议。

小雨被列入了重点关注名单。王芳老师跟她聊了一个多小时，初步判断她有明显的焦虑症状，建议学校联系县级医院的心理科做进一步评估。陈思琪主动要求每天下午陪小雨半小时，做手工、画画、聊天。

“小雨，你最喜欢做什么？”陈思琪问她。

“我喜欢折纸。”

“那你教我折纸好不好？”

小雨点了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彩纸，开始折千纸鹤。她的手很巧，每一个折痕都很整齐。陈思琪在旁边学着折，故意折错了好几次，每次小雨都帮她纠正。慢慢地，小雨的话多了起来。她说她妈妈过年前回来了一趟，给她带了新衣服，住了三天又走了。她说妈妈的手没有完全好，不能干重活。她说她长大了想当医生，治妈妈的手。

陈思琪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小雨不是不想说话，是没有人在听。当她发现我真的在听，她的话就像打开了的水龙头，关都关不上。”

志愿者活动的第五天，发生了另一件让所有队员记忆深刻的事。

那天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，王思远在操场上踢球，球滚到了小宇面前。小宇看着球，没动。王思远跑过来，捡起球，没有邀请小宇一起踢，而是把球放在他脚下，说了一声“帮我踢过来”，就跑回去等球了。

几秒钟后，球真的滚了回来。王思远没有表现得很惊喜，只是喊了一声“谢了”，继续踢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把球踢给了小宇。这一次，小宇没有犹豫，一脚把球踢了回去。就这样，一个足球在十个人中间传来传去，小宇是其中之一。

王思远后来跟张浩然说：“不能一上来就拉他玩，他会抗拒。要给他一个理由，让他觉得不是‘被邀请’，而是‘被需要’。他帮我把球踢回来，他就参与进来了。”

当天晚饭时，小宇第一次没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饭。他端着餐盘，坐在了离其他同学最近的位置，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，但他坐过去了。

张浩然远远地看着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，这一步很小，但对于小宇来说，也许是从黑暗里走出来的一大步。

第六天，赵宇航的摄影课，让孩子们用相机记录自己眼中最美的校园。

赵宇航带了三台相机，分给孩子们轮流使用。他教孩子们怎么按快门、怎么构图、怎么对焦。孩子们拿到相机，兴奋得像过年一样，满校园跑着拍照。

小宇拿到相机时，犹豫了很久。他端着相机，在校园里走来走去，不知道拍什么。最后，他蹲下来，对准操场边一株从石缝里长出来的野花，按下了快门。那是一株蒲公英，叶子有些蔫了，但花还是黄黄的，倔强地开着。

赵宇航看到这张照片时，沉默了很久。他对张浩然说：“这个孩子不简单。别人都在拍热闹的东西，只有他在拍生命。”

那天晚上，赵宇航把这几天拍的照片整理出来，做成了一个电子相册。小宇拍的那株蒲公英被放在了第一张。他在照片下面写了一行字：“石缝里的蒲公英，也是春天。”

志愿者活动第九天，服务队在学校操场上举办了一场小小的“航模飞行比赛”。

全校二百多个孩子每人拿着自己做的航模，站在操场边，等待放飞。李一鸣喊“开始”，孩子们一起放飞了手中的航模。几百架纸飞机和航模飞向天空，在蓝天白云间划出无数道弧线。有的飞得很远，有的飞了两步就栽了下来，有的在空中打了个旋又飞了回来。

小宇的飞机飞得最远，一直飞到了操场另一头的院墙边。他没有跑过去捡，他站在那里，看着飞机落在远处，嘴角微微翘着。

李一鸣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小宇，你的飞机飞得最远。你知道吗，这说明你做的飞机气动布局最好。你有做航模的天赋。”

小宇抬起头，看了李一鸣一眼。他的眼睛里有了一种以前没有的东西——不是骄傲，是光。

那天晚上，小宇主动走到张浩然面前，说了一句让张浩然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：“张哥哥，飞机飞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也飞起来了。”

张浩然蹲下来，看着小宇的眼睛，说：“小宇，你不是在地上，你一直在飞。只是你自己不知道。”

小宇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递给张浩然。纸上画着一架飞机，机翼上写着一行字：“小宇的飞机，飞向北京。”

张浩然把那张画小心地折好，装进了上衣口袋，贴着心脏的位置。

志愿者活动最后一天，汇报演出在教学楼前的操场上举行。陈思琪带着小雨和几个女孩表演了手语舞蹈《感恩的心》。小雨站在第一排，动作不算标准，但她的眼睛亮亮的，脸上有笑容。

小宇没有上台表演。但他坐在台下第一排，没有低头。演出结束时，他鼓了掌。声音不大，但张浩然听到了。

那是他第一次听到小宇鼓掌。

中巴车发动了。服务队要走了。

孩子们站在校门口，用力地挥手。小宇站在人群的最后面，没有挥手，但他站在那里，一直站着，直到车子消失在山路尽头。张浩然从车窗看到他的身影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，但他没有转身离开。他站在那里，像石缝里的那株蒲公英，倔强地立在春风里。

回到北京后，张浩然收到了赵校长发来的消息：“张同学，孩子们今天来上学了。小宇走进了教室，没有蹲在墙角，他坐到了座位上。他没有说话，但他抬起头了。谢谢你们。”

张浩然把这条消息读了好几遍。他想起十天前第一次见到小宇的情景——那个蹲在墙角、用笔在手腕上画线的小男孩，那个说“我喜欢一个人待着”的小男孩，那个把自己藏在角落里的生命。也许他还没有完全走出黑暗，但他抬起头了。

窗外，北京的春天已经深了。路边的杨树绿得发亮，风吹过来，树叶哗啦啦地响，像无数只手在鼓掌。张浩然打开电脑，开始写这次志愿者活动的总结报告。他在报告的最后写道：

“我们是机电专业的学生，学的是机器、电路、编程。我们去之前，不知道什么叫心理辅导，不知道什么叫创伤后应激反应，不知道什么叫个案转介。但我们知道一件事——那些孩子需要的不是心理学术语，是有人愿意蹲下来，看着他们的眼睛，听他们说话。小宇不需要我们帮他修好飞机，他需要有人告诉他，他的飞机飞得最远。小雨不需要我们帮她忘记妈妈受伤的事，她需要有人听她讲妈妈的故事。十天很短，短到我们来不及教完所有航模课。十天很长，长到足以让一个孩子抬起头。”

一个月后，张浩然收到了小宇寄来的一封信。信封是用作业本纸糊的，上面画了一架飞机，机翼上写着“小宇的飞机”。信纸上只有两句话：

“张哥哥，今天我自己做了一架飞机，比上次那个飞得还远。我把它寄给你。小宇”

信封里装着一架纸做的航模，用白纸折的，机翼上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——“浩然”。

张浩然把那架纸航模放在宿舍的书桌上，每天早晨起床第一眼就能看到。他相信，在两百公里外的太行山里，有一个小男孩正在用他教的方法，一架一架地做着飞机，一架一架地飞向天空。总有一天，他会飞出来，飞过那些山，飞到北京来。到那时，张浩然会站在这里，等着他。